3月19日，離開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的劉明告訴記者，他再也不想和快遞行業有任何牽扯了。
2016年，通過招聘，河南小伙劉明成了天天快遞全資子公司北京巨匯快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巨匯快遞公司)的一名快遞員。原以為憑著勤勞的雙手，在計件算錢的崗位上，能夠多賺點錢養家。沒想到，快遞點“站長”王明強卻將工資一拖再拖，后來索性消失不見了。
共青團中央調研顯示，2018年快遞企業配送人員超過300萬。“三通一達”(指申通、中通、圓通、韻達)快速擴張，陸續上市，獲得了漂亮的財報數據。然而，對于支撐整個快遞行業的快遞小哥而言，并不是一同風光。
正義網記者調查發現，僅在北京的快遞行業中，不簽勞動合同、不繳納“五險一金”、以罰代管、快遞站點承包商攜款跑路等現象屢有發生。快遞小哥的合法權益一再被侵犯。
難以確認的勞動關系
3月19日，和劉明一起同意以調解結案的，還有溫珠、徐飛揚、王明浩三人。和劉明一樣，他們也是王明強招來的員工，同樣被拖欠工資，只是職位不同。溫珠是客服，徐飛揚和王明浩是后勤，偶爾也配送快件。他們四人曾到北京市朝陽區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維護權益，巨匯快遞公司不滿仲裁機構作出的和劉明等人存在勞動關系的結果，將四人告上了法庭。
巨匯快遞公司代理律師表示，王明強不是該公司的員工，與公司簽訂了承包合同，是承包者與被承包者的關系，并約定王明強聘用的員工與其形成用工關系，如因此發生任何用工爭議，由王明強承擔全部責任。
“勞動裁定書的內容顯示，劉明等人承認，無論是招聘還是提出離職，對接的都是王明強。工資也是由王明強通過微信、支付寶等形式發放，這和我們公司用銀行卡發放工資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代理律師還認為，當事人自己沒有盡到審慎的義務，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應該由不知情的快遞公司承擔。
劉明等四人一致認為，招聘廣告上顯示的是天天快遞招人，而非承包商個人招人。“每次王明強給員工開會，都說是去‘總公司’要錢，錢拿到之后才能發工資。我們一直以為他是天天快遞安排到快遞點的站長。如果我們不是天天快遞的員工，為什么可以在該快遞搶單后臺里搶單?”王明浩告訴記者，自從他離職要求勞動仲裁以后，公司已經將他的搶單后臺賬號注銷。
”如果快遞公司埋怨我們入職沒有盡到審慎的義務，沒有對王明強的身份好好核查，那作為一家公司，為什么不能監督好王明強呢?”法庭上的徐飛揚同樣難掩氣憤。
轉移成本和風險的加盟制
記者了解到，加盟制是快遞企業迅速發展壯大的重要模式。在業內看來，加盟模式相對而言更加輕資本，企業可以憑借成本低的優勢迅速將網點鋪開，實現快速擴張。
北京申通快遞服務有限公司朝陽第一營業部負責人姬經理稱，上海申通快遞總公司現在采用的是勞務外包形式，80%的人都不會和總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在北京的申通分公司有大約有100家，只是掛靠了申通的名字，都是公司自己招聘員工，核算盈利情況。“不光申通是這樣，圓通、中通、韻達都是這樣的模式。”
西北工業大學法學系副教授李亞娟認為，從市場主體的自由經營權角度來看，只要不違背國家法律規定，經營者對經營方式的創新都會得到法律和社會的認可。
快遞業采用加盟、承包的方式，實現了行業的快速擴張，也適應了目前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形勢。但企業總部需要對加盟商、承包商進行嚴格地把關。比如說，個人作為自然人，是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不能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
那么，如果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話，如何確定雙方構成勞動關系呢?
北京市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寇英杰告訴記者，在快遞經營者有營業執照、快遞員符合勞動者身份的前提下，如果能證明快遞員按要求送件，快遞經營者持續穩定地支付勞動工資,即使不簽訂勞動合同，也可以認為二者構成勞動關系。
事實上，按照勞動法的規定，員工入職一個月之內，企業需要和其簽訂勞動合同，否則員工在一年內可以主張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雙倍工資。如果公司超過一年沒有和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員工還繼續在這個單位工作，此時就自動視為達成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
消失了的“五險一金”
記者在招聘網站上注意到，通過勞務派遣的形式招聘快遞員也是一種常見的方式。即由勞務派遣機構與派遣勞工訂立勞動合同，把勞動者派向某家快遞企業從事快件派送業務，再由快遞企業向派遣機構支付一筆服務費用的用工形式。
在中國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所長婁宇看來，快遞行業使用勞務派遣工，目的是節約人力成本，但是勞務派遣制度會對勞動者權益造成很多不利的影響。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制定的《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被派遣勞動者。
婁宇解釋，臨時性工作崗位是指存續時間不超過6個月的崗位;輔助性工作崗位是指為主營業務崗位提供服務的非主營業務崗位;替代性工作崗位是指用工單位的勞動者因脫產學習、休假等原因無法工作的一定期間內，可以由其他勞動者替代工作的崗位。
同時，用工單位應當嚴格控制勞務派遣用工數量，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10%。
“除了輔助性工作崗位不容易清晰界定，用工單位有更多的解釋權之外，其他標準都很難繞過去，可以說，用工單位使用勞務派遣制度的空間已經不大。”婁宇說，目前來說，勞務派遣不是快遞行業長久用工之計。
除了用工方式讓快遞小哥心里不踏實，不繳納社保，也讓每天飛馳在路上的他們缺乏安全感。姬經理稱，他們會和所有的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但沒有“四險”(指社會保險中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
記者致電招聘圓通快遞員的北京鴻運廣通有限公司，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會和快遞員簽訂勞動合同，但“四險”的問題要見面之后再談，“電話里不要問太多”。
全國人大代表、快遞小哥柴閃閃在今年“兩會”上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印證了快遞行業存在不繳納社保的事實：“非直營企業為快遞員購買的多是意外保險，一旦發生重大工傷事故,意外保險一次性賠付了事，快遞員得不到社會保險的有效保障。”
婁宇表示，我國的社會保險建立在勞動關系的基礎上，除了非全日制用工不強制參加職工社保外，其他都要按規定繳納。而非全日制用工則要求每天工作時常不超過4小時，每周工作不超24小時，快遞行業的工作時間一般都會超過這個上限，繞開社保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對于用人單位而言，不繳社保，可以節約用工成本，對于勞動者而言可以多獲得一些收入。
因此，用人單位不給勞動者參保或不足額繳費的現象很普遍，尤其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更加明顯。”
寇英杰告訴記者，補繳社保沒有時效限制的，勞動者可隨時去勞動部門投訴，要求單位補繳。如果是社保部門通知單位補繳之后，單位仍然拒不執行，將會承擔行政責任。
沒有加班費動輒罰款數百元
沒有“五險一金”令快遞小哥倍感失落，長時間的勞作沒有加班費、動輒罰款數百元也讓他們有苦難言。
“送一個快遞不管大小1.5元,每天要送200來件，遇到購物節任務更重。從早上六七點鐘到晚上八九點鐘，就沒有停歇的時候。”劉明說，無論干到多晚，單位也從來沒有加班費一說。
北京申通快遞花鄉營業部的張經理表示，他們的快遞員送一單的價格為1.3元，也是計件算錢。“從早上七點出發上班，什么時候派送完什么時候工作完成，大概在晚上八九點多。”
李亞娟認為，實行計件工資的用工單位，計件基本定額應滿足八小時工作日以及八小時工作日內計件工資達到平均工資的要求。實踐中一般認為，只有當80%以上的員工都能在法定工作時間內完成的勞動定額才是合理的。
寇英杰律師表示，如果勞動者有打卡、考勤、簽到等相關記錄，能證明工作時間超過八個小時，請求支付加班費比較容易被支持，但這在快遞行業很難做到。“這并不是因為勞動者是計件工資而不被支持，而是缺乏證據。對于快遞員來說，舉證太難。”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快遞員雖然工資不高，罰款卻不低。北京鴻運廣通有限公司與記者溝通的人員稱，快遞員如果遭遇服務類投訴，罰款500元起到5000元不等。其他類的投訴，一條罰款50元。在不少招聘快遞員的公司頁面下，不時能看見“掙得不如罰得多”的評論。
婁宇表示，法律對單位的處罰權其實做了限定，根據《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的相關規定，因勞動者本人原因給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用人單位可按照勞動合同的約定要求其賠償經濟損失。經濟損失的賠償，可從勞動者本人的工資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過勞動者當月工資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資部分低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則按最低工資標準支付。
“息事寧人”的賠償
在劉明等四人和巨匯快遞公司的合同糾紛案中，雙方同意調解。最終，巨匯快遞公司以勞動報酬墊付的形式支付給溫珠1.8萬元、王明浩2.5萬元、徐飛揚2.8萬元、劉明2萬元。這和原來勞動仲裁中申請的金額相比，少了近一半。
對于這樣的調解結果，劉明等四人都不是特別滿意。“可那有什么辦法呢?我們耗不起了。”徐飛揚說，快遞站點還有很多人被欠了一兩個月工資，不想折騰了，就沒有維權。
記者注意到，這并不是快遞公司第一次以勞動報酬墊付的名義支付快遞員一部分工資。在武漢市中院審理的快遞員要求確認和武漢圓通速遞存在勞動關系案中，圓通的分公司也曾以這種方式支付原告的工資。
對于為何不承認勞動關系還同意支付勞動報酬，巨匯快遞公司代理律師解釋為，不想再繼續耗費精力打官司，“我們只是幫忙墊付工資，會繼續向承包商王明強追償”。
婁宇表示，如果法院判決快遞從業者勝訴，一旦認定了勞動關系，就可能會產生不簽書面合同支付雙倍工資、離職支付經濟補償金等問題，這無疑大大增加了用人單位的人力成本，所以快遞公司愿意墊付給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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